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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20年3月5日，一支小型西班牙舰队离开古巴，前往墨西哥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这也是为什么 Amigo 都说西语。

虽然发达国家更为繁荣、舒适及安全，但自杀率也远高于传统社会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美国的犯罪率高于中国。

继承边沁思想的约翰·斯图尔特·穆勒则解释，幸福快乐也就是只有愉悦、没有痛苦，而在愉悦与痛苦之外，并没有善恶之别。如果有人想根据愉悦和痛苦之外的理由（比如上帝的话语或国家利益）推导出善恶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想骗你，而且也可能骗了他自己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苦乐无非善恶，因此至善并非是快乐，是忽悠。

在大约2300年前，伊壁鸠鲁就曾警告门徒，无节制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。公元前几个世纪，佛家甚至还有一个更激进的主张，认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。这种感觉只是一种短暂且毫无意义的感受。得到快感时，我们的反应不是满足，反而是想得到更多。因此，不论我们感受到多少幸福、兴奋的感觉，也永远无法满足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伊壁鸠鲁、佛教都认为，过多的快乐就是痛苦。

那么，为什么一次只让一枚卵子受精呢？何不一次让多枚卵子受精，这样就算三四个都有缺陷，只要有一枚良好的胚胎就行。当这种体外选择变得可接受，费用也合理时，其使用就会更为普及。毕竟基因突变的风险无处不在，所有人的DNA里都带有某些有害的突变、不理想的等位基因（allele）。有性生殖就像买彩票，只能靠运气。（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，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·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·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。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，邓肯说：“想象一下，孩子有我的美丽、你的智力，该有多好！”而法朗士则回答：“你说得没错，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、你的智力，又该怎么办？”）所以，何不取巧一下？同时让几个卵子受精，再挑出最好的组合。只要等到干细胞研究能让我们廉价取得无限量的人类胚胎，你就能从几百个选项中选出你最理想的宝宝，这些宝宝都带着你的DNA，保证没有遗传疾病，而且也不需要未来再做基因工程。将这个过程重复几代，最后很容易就会制造出超人类（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）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确实，多个受精实验，可以降低不良基因的风险。

让我们以堕胎为例。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反对堕胎，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则拥护堕胎权，双方主要的争议点其实在于事实，而非伦理。不论基督徒还是自由主义者，都认同人命神圣，谋杀是一种可憎的罪行。但他们对某些生物学事实有不同意见：究竟人命是始于受孕那一刻、出生那一刻，还是两者之间的某一刻？事实上，有些文化甚至认为，就算到了出生那一刻，生命也还没真正开始。比如卡拉哈里沙漠（Kalahari Desert）的库恩人（!Kung）和北极的因纽特人（Inuit），都认为人命始于婴儿得到名字之后。婴儿出生时，家族会先等待一段时间，如果决定不留下他（可能因为肢体畸形，或因为经济困难），家族就会把他杀掉。这时只要还没有举行命名仪式，就不算是谋杀。这些文化的人群可能也和自由主义者或基督徒一样认为人命神圣、谋杀是种可憎的罪行，却能允许杀婴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堕胎的争辩，其实集中于事实，而非伦理。 自由主义者，基督教徒，都是认为人命关天的，但是他们的不同在什么时候算是生命起源的事实。

  1. 基督教，受孕那一刻
  2. 自由主义者，出生那一刻
  3. 北极的因纽特人，因为经济困难，如果畸形，就不留他。小孩命名后那一刻算起。

虽然三种人都是认为人命神圣的。

然而，蝙蝠不像银行家，它们从不收利息。如果A蝙蝠曾让B蝙蝠吸过10毫升的血，B蝙蝠就还10毫升。而且蝙蝠之所以“贷血”，并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的蝙蝠业务，或是促进吸血市场增长。因为血液源自其他动物，蝙蝠并无法控制产量的增长。虽然血液市场也有波动，但蝙蝠并不会假设2017年的血量会比2016年增长3%，而且到了2018年还会再涨3%。因此，蝙蝠也不相信会有增长这回事。 1 几百万年的进化，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和吸血蝙蝠、狐狸和兔子相去不远。因此，人类也很难相信增长的概念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增长的概念，和金融学里面，货币有时间价值是一个意思，虽然是 common sense，但是大多数人是不接受的。

虽然西方得到诸多国王和将军的支持，但在军事上，华沙公约组织的数量优势仍然远超北约组织。光是想在常规军备达到平衡，西方国家就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，成为永久处于战备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。最后西方国家靠着核武器，才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自由民主。北约实行“相互确保毁灭”（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，MAD）原则，就算苏联发动的是传统攻击，也会遭到北约发动全面核武响应。自由主义国家提出威胁：“如果攻击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确保没人能活着走出来。”躲在这个恐怖而荒谬的盾牌背后，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守住了最后的堡垒，西方继续享受着性、摇滚乐，以及洗衣机、电视和冰箱。没有核武器，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，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（Woodstock），也不会有物资充盈的超市。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虽然有了核武器，似乎未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自由市场经济，是受到北约的核武器保障的，否则那有什么自由主义，如果没有核武器，西方，不能不成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，长久备战。 因此从这个角度，要自由和民主，必须得有核武器，解放后的中国、北朝鲜思路是对的。

华沙条约组织是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成立的政治军事同盟。

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后，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（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）签署了《华沙公约》，（又称苏东条约)。该条约由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起草，1955年5月14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以外，全部加入华约组织；在亚洲方面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外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华约组织观察员国。

成员国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、波兰人民共和国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、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。

1991年7月1日，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。

有些人相信，这一切的背后有黑手。可能不是民主政客或独裁统治者，而是一小群亿万富翁，现在正偷偷掌控着这个世界。然而这种阴谋论太过轻视系统的复杂度，站不住脚。只是几个亿万富翁在小房间里抽着雪茄、喝着苏格兰威士忌，是绝不可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，更不用说要控制一切了。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，那些冷酷的亿万富翁和少数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能看清全貌，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。在混乱的系统中，集中视野反而有其优势，而亿万富翁的权力大小又与目标大小息息相关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想再赚10亿美元简直易如反掌，只要轻松操弄一下相关系统就能办到。但如果是想消弭全球的不平等、阻挡全球变暖，这些系统太过复杂，就算最富有的一群人也做不到。 (尤瓦尔·赫拉利 2016)

时间不会是少数人控制的，忽略了系统的复杂程度。 如果说富豪想要再赚10个亿，是很轻松的，但是如果要消除不平等这类问题，太难，系统过于复杂，是很难的。

附录

参考文献

尤瓦尔·赫拉利. 2016. 未来简史. 1st ed. 中信出版社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