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家翔 2019-01-28
在网上看到一条评论。
同盟会领导，除了宋教仁，大多私德有亏！孙中山爱幼女，陈其美爱大烟，李烈钧爱人妻，蒋中正抛弃发妻！
处于对民国时期的人物好奇，因此找了 张鸣 (2011) 这本书进行阅读。 阅读后，感觉比较主观。 这只不过是一本随笔而已，不必深究。 并且书的排版、错别字比较多。
廕昌，毕业于同文馆。
廕昌和瑞徴，历史上认为是历史上的祸首之二。
旗人三才子，大荣（庆）、小那（桐）、端老四（方），端方出类拔萃，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，比前两位都多得多。此公思想开明，又能干。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，显得十分扎眼，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。
端方评价高，且历史上收到慈禧太后喜爱。
良弼的确是块料，即使革命党提及，也得树大拇指。不仅可以跟士官三杰之首吴禄贞比肩，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。他的思想并不旧。他非常赞同戊戌维新，对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推崇备至。为官也相当清廉，对朋友也仗义，
良弼的评价很高。
这个瑞徴，倒是个标准的八旗纨绔。做票友，斗蟋蟀，抽大烟，养宠物，无一不精。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，将军恭镗之子。
瑞徴是琦善的孙子。
孙武是个拉大旗的人，明明是另起炉灶，建立共进会，却还要借孙中山的名头，自家本是武汉人，跟孙中山毫无关系，却把自己的名字由孙葆仁改为孙武，谎称是孙文的弟弟，连自己的号也改成梦飞和遥仙，跟孙中山的号逸飞和逸仙遥相对应。每次孙中山有所主张，大家争得一塌糊涂，都认为孙中山的意见不对的时候，只要孙中山出来，说来说去，大家都被他说服。
孙葆仁有点印象。 孙中山的外交实力很强。
载振 少年得志的载贝子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，最在乎的是美女，很有那么点寡人之疾。
寡人之疾，好色。
说起来，这个革命的发生，多少有点偶然性。从小的方面说，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，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，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，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，又拿人又砍头，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，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，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。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，已经响过很多次了，没有一次成气候的。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，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，但并没有闹起来。
武昌起义，辛亥革命，占领武汉三镇。
瑞澂作为湖广总督，当了逃兵和不抵抗。
千不该万不该的是，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，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，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，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——从此之后，中国的事，就由这些生在深宫，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，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，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。这么一来，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，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，忽然就入耳了，真是个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尽管让他们放火，他们还是不敢，但只要有人放火，他们是乐于扇风的。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，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，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，死活不肯“从逆”，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，一来就不走了，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，也参加了革命。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，不仅稳住了局面，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，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，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，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，是汤化龙的弟弟。不仅武汉一地，立宪派帮忙革命，其他地方，也都在帮忙革命，有的地方，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。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，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。
溥仪父亲载沣的作为，激怒了地方乡绅，导致了立宪党倒戈，反正。
不能否认，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，但落到实处，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，尽管夺取了政权，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，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。清朝的改革做得越好，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，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越是渺茫。客观地说，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，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，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，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。这是因为，清末的新政改革，的确做得不错。
革命党人的运动，有着日本人在背后布局，为了内部击垮清政府。
爱新觉罗·载沣（1883年2月12日—1951年2月3日），字伯涵，号静云，晚年自号书癖，改名载静云，清宣宗道光帝之孙，醇亲王爱新觉罗·奕譞第五子，光绪帝载湉异母弟，宣统帝溥仪生父，清朝宗室，于宣统年间任监国摄政王。
载沣作为摄政王，收汉人的权，触动了根本利益，动了几十年形成的局面。
满人中的能人，有经验的政治家，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，都得承认现实，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，既无从政经验，也无政治能力，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，不坏事才怪。武昌军兴，亲贵们六神无主，马上实行立宪，废掉皇族内阁，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。从后来的历史看，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，也是中国的悲剧。
出尔反尔，摄政王这么做完全不具备成熟的政治经验。
史家一直在说，辛亥革命期间，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，取孙而代之。其实，在南北谈判期间，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，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，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。这个模式，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。在他们看来，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。显然，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。期间，也有人提出可以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，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。然而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，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，事实上也不可能，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，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，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，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，好讲中庸的国人，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，共和这一步迈出来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，包括前立宪党人，都骑虎难下，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，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。
但是，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，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，这就是会党，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。虽然说，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，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，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，有的地方，甚至出现了镇压。但是，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，还是冒了头。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，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。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各地会党公开露面，大开香堂，大散海底，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，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。二次革命，貌似强大的革命党，在袁世凯的打击下，不旋踵即土崩瓦解，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。
革命党在革命初期，联系了太多会党，也就是准黑社会势力，导致了革命党人声誉大坏，因此二次革命的时候，被袁世凯打击。
辛亥革命，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。这场变革，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。革命成功后不久，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：“共和政体成，专制政体灭，中华民国成，清朝灭，总统成，皇帝灭，新内阁成，旧内阁灭，新官制成，旧官制灭，新教育成，旧教育灭，枪炮兴，弓矢灭，新礼服兴，翎顶礼服灭，剪发兴，辫子灭，盘上髻兴，堕马髻灭，爱国帽兴，瓜皮帽灭，阳历兴，阴历灭，鞠躬礼兴，拜跪礼灭，卡片兴，大名刺灭，马路兴，城垣栏栅灭，律师兴，讼师灭，枪毙兴，斩绞灭，舞台名词兴，茶园名词灭，旅馆名词兴，客栈名词灭”。其实，新教育、枪炮、律师、马路这样的东西，并不是民国才兴的，而除了制度变化，其他的变化，都是皮相的，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，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。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，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，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。放足和禁缠（禁止缠足）成效最差，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。剪辫稍好，但坚持不剪的人，也所在多有。民国成立，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，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，而且他们的手上，也多了根“文明棍”（手杖）。还不仅如此，辛亥之后，话剧叫文明戏，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，放足叫文明脚，连脚踏车，都被叫做自由车。但是，民国之后，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，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依旧为士绅的常服。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，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，回家之后，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。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，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，洋式戎装，笔挺精神，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，甚至喜欢坐轿子，连上战场都不例外。自由、民主和文明，离中国人的生活，其实还相当远。
辛亥革命的成效低，可以看到很多形式上的作风没有改变，比起建国后的几次运动的彻底性，相去甚远。
即使不这样，在情势上，中国人也退不回去，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。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，但中国这样的国度，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。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，是异族，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。所以，清朝的复辟，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，一旦落到地上，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。1917年的张勋复辟，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，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，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。其他的人，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，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。谁也做不了皇帝，道理很简单：中国已经共和了，人们只能在“先进的制度”里往前走。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，后来的中国人，据说还真的找到了。
在看海上孟府时，也是觉得孔门没有实权。